“溧医”之于我，是一个特别的存在，妈妈、童年、成长。

妈妈

1973年，新婚的妈妈为了爸爸，从最初分配的医院调入“溧医”从事护理工作，从此我们的小家就扎根“溧医”。我和哥哥出生在溧医，从小就是那帮“医院的孩子”中的一员。回溯到记忆的源头，就充满了白大褂的影子，来苏尔的味道，耳边总是回响着**的叮嘱“这有病菌，那有病菌，医院的东西不要碰”……

妈妈最先好像是在妇产科上班，总的那么忙碌，一直是三班倒，走路都是风风火火，嗓门也大。有一次晚上有事去科室找妈妈，遇到一个产妇出现危急情况。妈妈呼的一下站起来，走过办公桌时撞到边角上，工作服口袋挂在抽屉上“哗啦”扯了一个大口子，她也不管不顾，捂着腿一路跑出去。当时小小的我觉得挺震撼的，那个场景不知怎么就深深的印刻在脑海中，隐约领悟到妈妈身上有一种 “溧医”人的责任感。

妈妈后来调到传染科。那个独立的小院子,医护通道两边种着比人还高的冬青树，密密层层，夏天特别阴凉，冬天办公室里生着暖炉，炉子上永远有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汽的水调子。办公室的对面，隔着走廊，妈妈说是那是治疗室。病房是污染区，不准我踏入半步。但当时我觉得那些地方真的好干净也好神秘。在传染科，妈妈当上了护士长，不用值夜班了，工作似乎也没有从前忙碌了，可是她总是在看书考试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打破了这个小院子的平静，那时街头充满了关于疫情的流言和传闻。因为妈妈在传染科工作，亲戚朋友，甚至是我和哥哥的老师同学家长都纷至踏来，妈妈除了上班忙得焦头烂额，空余时间都用来回答各种问题，指导消毒措施。虽然妈妈把时间都交给了别人，可是我当时特别的骄傲，妈妈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“溧医”人的自豪。

童年

午后，高高的河堤边，大槐树下，孩子们举着大竹竿打槐花，仰起头，眯着眼。槐花一串串，在班驳的树影里，像白玉的小铃铛缀满枝桠，竹竿一捅，花瓣如雪般纷纷扬扬，香气四溢，孩子们哈哈大笑，争抢着拈起一串，拨出花蕊放到嘴里，甜到心坎里。

傍晚，顺着旋转楼梯爬到筒子楼顶，躺在水泥平顶上，清粼粼的小河对面是大片大片的稻田，清凉的风儿吹过，看云起云落，小伙伴们聊一聊关于这个筒子楼的各种诡异传说，（医院里永远不缺乏鬼故事），尖叫大笑，热热闹闹。

那时医院进大门时两排梧桐林荫大道最是气派，矮冬青围着喷水池，医院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在这里拍了全家福，挂在家里的墙上。

最喜欢春节的茶话会，有什么节目完全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那么多的大人孩子济济一堂，亲亲热热的看春节晚会。

每一次发福利，就好像过节，美丽的茶具，夏天的冷饮……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还记得有一次，居然是买了一头牛回来请人现宰现分。可宰牛时不慎让牛跑了，这头身上插着刀的牛就在医院里疯跑，管后勤的伯伯一声令下关上院大门，屠牛大会瞬间变成西班牙斗牛场，所有人作鸟兽散。这头可怜的牛一直跑到血流完了才停下来，晚上才分到牛肉。这事太好笑了，至今都觉得匪夷所思。

还有院长伯伯家的各种小说书、中医伯伯家里角落里随时摸出的虫子壳、阿姨用输液条编织的小金鱼、早上食堂的大肉包。这些个场景，我每每回忆起童年总是先从脑海中跳出来，和人说起时，别人总不相信，说得是医院吗？是呀，“溧医”在我的记忆里就是这样的，一个温暧又亲切的家。

成长

1993年我分配到医院工作，从一个花季少女，成为人妻，成为人母。二十年多年来，溧医见证了我人生的每一步成长，辗转几个科室。从跟在老师后面跑腿，到能在工作中独挡一面，到现在科室中能够传帮带“新人”的老同志，能够用自已的专业知识为各部门、同事提供帮助，让我很有成就感。工作之余在医院组织的各种活动中，我和同事们“各种变身”舞蹈比赛、运动场上、志愿者服务、摄影比赛……从最早的参与到服务到领队，之前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多的“才能”。

岁月流逝，同事对我的称谓也由亲昵的小名变成“徐姐”又变为“徐老师”，很多原来的叔叔阿姨成了工作中的好搭档，生活中的好朋友。我的孩子也成为“医院的孩子”，我也常常和他谈我在工作中遇到的事情，医院各种活动中的趣事，我希望他像我小时候一样感受到“溧医人”的责任和自豪感、体会“溧医”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亲切。

同样，我也见证了溧医的成长，我从事的是病案统计工作，上至国家卫生部的网络上报，下至医护人员的个人论文数据，我每天都在各式各样的报表打交道。每天都在采颉汇总来自我院的各种数据指标，每一个门诊挂号、每一个出院病人、每一个检查、每一台手术……有时感觉我的工作好像是触摸着“溧医”的血脉，感受着每一次心跳的节律，他正在不断的变强、变强到更强，而我是这个巨人身上的细胞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，未来，我也一定会变得更好更强。